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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书80余万字,已列入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的出版计划。 1989年底至1990年初,季塔连科邀请潘富恩以“苏联科学院客人”的身份,去莫斯科进行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,一切费用和回程路费由对方负担。 潘富恩独自一人从北京坐飞机十多个小时,到达莫斯科已是半夜。 好在季塔连科派自己的研究生和司机专候在机场出口处,他的学生萨沙在黑色大衣上挂着一张用中文写的条幅“接潘富恩同志”。 那天,恰巧季塔连科患流行性感冒住院,由他的学生萨沙实行预定活动日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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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上海地区, 潘富恩作为50年代开始从事中国哲学史教学的教授,在同行中是比较早的一个。 但他有自知之明,他坦言:“我的学术成就有限,可我讲究为人之道,看重学术道德和气节,鄙视那种妄自标榜的文人恶习。 我一生最敬佩的是张岱年先生,他的道德风范和学问是我们的楷模,我有幸为入室弟子, 在为人的道德上,不能有辱师门”。 潘富恩在一次与岱年师的通讯中,谈起上海的情况时说:“张门弟子不论入室或私淑,都能团结合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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现在人们在上海复旦大学校园,还可以像以往一样,见到脚步匆匆的潘富恩教授。 1993年“国学热”悄然兴起,复旦大学以哲学系为主,向全校推出了中国传统哲学精华论坛讲座,潘富恩是主要策划者和演讲者之一。 论坛的主旨是向大学生宣讲中国传统哲学的“做人之道”,这个“论坛” 有力地推动了对大学生的爱国主义教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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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时的北大哲学系仅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就有多位知名教授,冯友兰是室主任。 张岱年为副主任,此外有朱谦之、周辅成及研究中国美学的宗白华、马采等;副教授任继愈,讲师朱伯昆。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,在张光生的指导下进一步懂得了为人治学的道理,他是潘富恩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启蒙导师。 在北大进修期间,选听了各名家的专题课:冯友兰讲《孟子》,梁启雄讲《荀子》,朱谦之阱阳明学,容肇祖讲戴震,此外还有侯外庐、胡绳、艾思奇等人的哲学讲座,这使潘富恩眼界大开。 1957年春天,在北大末明湖旁的临河轩,召开了一次十国哲学史方法论研讨会,冯友兰的“抽象继承法”便是这个时候提出来的。 在岱年先生的指导下,潘富恩在1957年3月12日的《光明日报》发表了他的中哲史处女作《叶适的唯物主义认识论》。

潘富恩不因老友身处逆境而疏远,相反仍然把他作为好友安慰、鼓励他,还经常一起商榷学问。 当时“老子”哲学性质的问题讨论正烈,已发表近百篇文章。 为此,他俩细读了老子的各种版本和注疏,汇合各家争论的焦点, 富恩 合作写出《论老子“道”学说》,引起学术界的注意,《人民日报》和《文汇报》先后摘要刊登。 1983年,施昌东在弥留之际,仅看到了与潘富恩合作撰写的《中国哲学论稿》一书的封面,此书出版后很快销售一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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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与朱熹、张_齐名的“东南三贤”之一,吕祖谦在学术研究方面以杂博著称,反映了当时社会思潮的特征。 他主张“明理躬行”,治经史以致用,反对空谈阴阳性命之说,开浙东学派先声。 《吕祖谦评传》是1992年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,作者是潘富恩、徐余庆。 本书主要讲述了吕祖谦在经济、政治、哲学、人格、伦理、教育、历史等领域的思想,以及其在中国古代思想发展史上所占有的地位。

在科研著述方面,1980年以来,潘富恩发表的有影响的论文就有百余篇。 此外,与施昌东合作完成25万字的《中国哲学论稿》;撰写《中国古代两种认识论的对立》一书,由上海人民出版杜出版,发行了80万册。 富恩 1978年,在山东济南召开全国哲学规划会议,潘富恩应邀参加中国哲学史学科组,会上他以极大的热情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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他主持的远东研究所,出版了大量翻译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书籍如李大钊、瞿秋白等文集,每年一本的《中国哲学大事记》也由这里出版发行。 当时季塔连科是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兼院士,虽为政府高级官员,只比潘富恩教授小两岁,但他讲究师生名分,不论在什么场合,都向人介绍说:“这位潘富恩教授是我在中国留学时的导师”。 一次,他邀请他的中国导师去苏联人开的中国餐馆“金龙饭店”就餐。 就烧的饭菜来说,潘富恩教授不敢恭维,可这里座无虚席,食客多为上世纪50年代在中国的留学生。 说他们来这里是为了吃饭,不如说是借此表达怀旧情感。

  • 全班三十二人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,选择自己学业上的发展方向,有的钻研美学、文艺理论,有的埋头中国古典文学,有的搞现代文学或搞语言学,大家各从所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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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選後工聯會會長鄭耀棠形容此次選戰為「氹仔可以浸死蛟龍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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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根据季塔连科的要求,每星期上四次课,每次足足12个小时,给他讲中国哲学原著,潘富恩一字一句地讲。

安排的课时甚少,一周总共不过十八课时,潘富恩对先秦诸子感兴趣,阅读《墨子间诂》后,写了《墨子散论》,这是他的习作。 这时,班里崭露头角的是潘富恩的老乡施昌东,他在《文史哲》刊物发表了《论美是生活》,引起学术界的重视,但也是他招祸的根由。 他们正面临着毕业,各人怀着美好的理想,准备奔赴分配的单位,干出一番事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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選後工聯會會長鄭耀棠形容此次選戰為「氹仔可以浸死蛟龍」。 复旦大学校、系领导很重视这位苏联留学生,生活上特殊照顾。 这时候正是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,可学校依然供应他足够的黄豆、牛排等食品,在当时这是让人羡慕的事情。 根据季塔连科的要求,每星期上四次课,每次足足12个小时,给他讲中国哲学原著,潘富恩一字一句地讲。 竟有一段时间弄得耳朵发聋,后来他说话也常常“之乎者也”起来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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